科学是不承认协议的。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假如没有点唱反调的勇气，兴许他就不会成为科学家。

  事实上，气候变冷比气候变暖对人类社会是更大的威胁。有学者对中国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演化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从唐末到清朝，气候变冷时期的战争发生率明显高于温暖时期，70%-80%的战争高峰期，大多数的朝代变迁和全国范围的动乱都发生在气候变冷时期。认为所谓中国历史的朝代循环以及大乱大治的交替，气候的波动变化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

  其实，我们所在的这样一个世界是从来不曾和谐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群为了各自的利益、各自的信仰总是吵得一塌糊涂、打得一塌糊涂。虽然有一个联合国，但那与其说是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机构，还不如说是个用来吵架的地方。尽管如此，至少在目前，大家在一个问题上意见却是空前的一致——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全球变暖。

  1988年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联合组织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简称气候小组）。1989年，气候小组的研究认为，人类活动可能会引起全球气候系统的变化。人类的活动导致了所谓温室气体在大气层的累积，这使得全球气温逐步上升。出现全球变暖趋势的具体原因是，人们焚烧化石矿物以生成能量或砍伐森林并将其焚烧时产生的二氧化碳进入了地球的大气层。他们根据气候模型预测，到2100年为止，全球气温估计将上升大约1.4-5.8摄氏度(2.5-10.4华氏度)。根据这一预测，全球气温将出现过去10,000年中从未有过的巨大变化，从而给全球环境带来潜在的重大影响。

  为此，国际社会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谈判和协商，订立了《联合国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一系列的协议[1]。

  加上新闻媒介的推波助澜，全球变暖问题，慢慢的变成了全世界的一项共识，成为人类预期中的一场灾难。

  但是，科学是不承认协议的。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假如没有点唱反调的勇气，兴许他就不会成为科学家。在全球变暖的问题上，世界科学界本身其实对此并没达成一致的看法。针对温室效应和工业排放，有两个不同的学术派别。支持全球变暖的一派，他们的预测主要是基于有关化石燃料的燃烧对全球温度影响的计算机模拟；而对立的一派，则更强调蒸发与降水的作用，他们都以为温室效应将导致增加全球云层的覆盖，并使极区降雪增加，从而最后导致全球变冷。

  也有的研究认为，全球平均气温变化与温室气体含量变化并不完全一致而是与太阳黑子活动的变化紧密关联。最近150 年中，由于工业排放，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持续不断的增加，全球虽然有变暖趋势，但是在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持续不断的增加的趋势下，全球变暖的趋势被寒冷期中断过3 次（最近一次寒冷期在60 年代末70 年代初），这说明全球温度的增加不完全是由于二氧化碳的增加[2]。

  而在在过去4 000年里，曾有过4 次寒冷期（小冰期），每次寒冷期结束后，都会有全球变暖，这是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本身的一种自然规律。由于二氧化碳排放引起的温度增加可能会使全球温度有所增加，但是不会改变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根本规律。

  尽管对全球变暖的问题上学术界有不同的见解，但是大家都认为，无论变暖还是变冷，气候的剧烈变化都会给人类的生存环境能够造成灾难。而气候和环境的恶化往往导致社会的剧烈震荡乃至解体。这一点，已经被气候学、考古学、历史学等领域慢慢的变多的研究成果所证实。

  有研究表明，从新石器时代至清朝，中国气候温暖期与寒冷期周期性变化的过程，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两种生态环境较量与整合的过程。在温暖期，中国经济繁荣，民族统一，国家昌盛；寒冷期，气候剧变引起经济衰退，游牧民族南侵，农民起义，国家分裂，经济文化中心南移等[3]。

  事实上，气候变冷比气候变暖对人类社会是更大的威胁。有学者对中国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演化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从唐末到清朝，气候变冷时期的战争发生率明显高于温暖时期，70%-80%的战争高峰期，大多数的朝代变迁和全国范围的动乱都发生在气候变冷时期。认为所谓中国历史的朝代循环以及大乱大治的交替，气候的波动变化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4]。

  [2]许靖华《太阳、气候、饥荒与民族大迁移》《中国科学(D辑)》第28 卷第4 期1998年8月

  [3]布雷特·辛斯基等：《气候变迁和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8 卷第2 辑2003年6月

  [4]章典、詹志勇、林初生、何元庆、李峰：《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与中国的战争、社会动乱和朝代变迁》《科学通报》第49卷 第23期 2004年12月

  竺可桢(1890—1974)，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和爱国教育家，当代闻名的科学家、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照片来自互联网资料）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罗贯中《三国演义》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如果说《三国演义》这部传世之作为作者奠定了文学巨匠的历史地位，那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也足以显示罗贯中洞明世事的历史学家的目光。这八个字是贯穿于几千年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基本规律，有论者称之为“罗氏定律”[1]，或称“罗贯中定律”。

  考察中国的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趋势。而这种趋势竟然与中国气候变冷与变暖的周期性波动有相当程度的吻合。

  1973年6月19日，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是一项震动国内外的重大学术成就。文章指出：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的二千年间，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温度大致比现在高2℃，一月温度约3—5℃；此后的一系列冷暖变动，幅度大致在1—2℃，每次波动的周期，历时约400年至800年；历史上的几次低温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在每一400年至800年的周期中，又有周期为50—100年的小循环，温度变动的幅度0.5—1℃；气候的历史波动是世界性的，但每一最冷时期，似乎都是先从东亚太平洋沿岸出现，而后波及欧洲与非洲的大西洋沿岸。

  下图是竺可桢在这部著作中绘制的近5000年来中国气温变化图[2]，我们叫做“竺可桢曲线”：

  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历史上年平均温度1～2 ℃的变化看起来并不大，但是对于中国北方，年平均气温的降低更多是体现在无霜期的缩短，这对于农作物是一种毁灭性的灾害。而且由于中国属于季风气候，气温的变化意味着降雨分布的变化，由此带来的长期干旱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更是灾难性的。所以年平均温度的看似细小的变化已经对历史的命运产生了巨大影响。

  回顾5000年来的中国历史，我们大家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出，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样一个规律性的演进，大体上是沿着这条“竺可桢曲线”展开的：气候稳定、变暖时期则“合”——中国经济繁荣，民族统一，国家昌盛；气候寒冷期则“分”，气候剧变往往引发经济衰退，游牧民族南侵，社会崩溃，国家分裂。

  以我们引以为骄傲、历史上最辉煌的唐朝（618年~907年）为例，这是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而在“竺可桢曲线”上，也能够正常的看到这段时期也是我国气候史上少有的稳定、温和的一个区间。有资料表明，唐代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1-2°C左右，降雨也很充沛。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当时黄河流域的气候大致相当于现在长江流域的气候。当时的黄河流域普遍开发种植水稻，也是蚕桑生产的重要地区，且有大面积的竹林分布。关中地区一些县设立了专司竹盐的机构。由于气候农牧业界线北移，农耕区扩大，可供农作物的生长期增长，复种指数提高，农作物单产量提高，水利建设也成效显著，唐代经济在历史上占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我们诵读这段著名诗句的时候，想到的只是贵妃的奢侈无度——因我们知道现在荔枝的主要产地是在岭南，而岭南至长安的驿道有五六千里之遥，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如果为了博得美人一笑，从如此遥远的地方进贡荔枝，当然是太不可思议了。事实上，唐代规定驿道交通的最高速度是500里，那么，从岭南往长安送荔枝，最快的速度也要10天。在当时没有保温设施的条件下，新鲜荔枝经过十天的颠簸，早就烂了，臭了。以这样的荔枝进贡给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当然是不可能的。那么当时的荔枝从哪里来？据研究，当时荔枝贡品的产地是在长江上游的的涪陵一带（见下表）[4] 。

  从表中能够准确的看出，唐代荔枝经济分布型种植的最北界来看，比现在长江上游荔枝种植的北界纬度高2度左右。从涪陵到长安，2000多华里的路程，以唐代规定的最高日行里程——500华里计算，新鲜荔枝可完全在四五日内运抵长安。

  气候的温暖湿润为唐代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农业经济的发展也为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由于国力强盛，使南方地区的开发有了保证。

  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E. Huntington）于1903～1906年间在印度北部、中国塔里木盆地等地考察后发表的《亚洲的脉动》一书，则认为13世纪蒙古人大规模向外扩张是由于居住地气候变干和牧场条件日益变坏所致。

  这就是说，在“罗贯中定律”背后起作用的，是“竺可桢曲线”，两位重量级的历史巨匠，沿着崎岖曲折的时间隧道，在这里会师了！

  关注气候变化及环境变迁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这慢慢的变成了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的一个热点，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引人注目。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却是一个禁区。由于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学术界对“环境决定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气候决定论”、 “地理政治论”被扣上“资产阶级法西斯”的帽子给予“正面的清算” [5]。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学术领域自由空间的大大扩展，加之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研究环境与对历史进程影响的课题终于提上了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日程，并对此有了崭新的认识。1992年，葛剑雄提出：从本质和总体上讲，环境对人类社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同时为人类保留着相当广泛的自由。这个观点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共鸣[6]。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常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是以依赖土地、气候等外因的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在决定生产力的要素中，自然环境的影响与人力因素相比，占压倒的优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着气候发生剧烈变化，造成对农业的灾难的时候，生产力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生产关系会遭到严重的破坏。在此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必然极度影响，严重的时候，社会秩序就会瓦解，这就意味动乱和战争，意味着王朝的灭亡，国家的分裂。这就是“罗贯中定律”与“竺可桢曲线”之间的内在的逻辑。

  [2]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全集》第4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471页。

  [3] 许靖华：《太阳、气候、饥荒与民族大迁移》《中国科学(D辑)》第28卷第4期1998年8月

  [4] 蓝勇：《近2000年来长江上游荔枝分布的推移与气温波动》，《第四纪研究》第一期1998年2月

  [6] 蓝勇：《中国地理历史》导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