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国内外大势，根据我们国家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着眼我们国家的经济中长期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近日，在《国家治理》周刊撰文，就如何理解国内经济循环的本质、国内大循环的理论依照、内循环不畅的原因等提供基本分析和政策建议，为做好国内经济大循环提供系统视角。

  经济活动其实是一个逻辑严谨、相互关联、分工有序、不断演进的基本链条。在这个链条上，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和地域空间关系，形成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基本形态，即通常所说的产业链。在产业链的内部，又可具体分为价值链、供需链、事物链、人才链、空间链等维度。也就是说，经济循环的本质是把经济活动连接起来，以形成对接机制和匹配结构，其核心是经济活动内部各部门“对接”和“匹配”的状况和水平。可以说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本身并不是特定行业和特定地区（国家）经济发生问题的原因，而是因为疫情的迅速扩散以及各国应对措施的不同，降低了原来产业链条的对接度和匹配度，使得产业内部循环出了问题，进而引发经济衰退现象。因此，中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备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根据上述分析，按照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经济活动划分标准，所谓国内大循环，就是指上述诸环节在国内完成，即生产和消费（供需关系）的衔接和匹配主要在国内，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稳定的产业体系和经济结构。与之相对应，所谓国际循环，就是上述诸环节结点部分在国外，包括过去常说的“两头在外”的经济模式。

  早期的经济理论很少注意到“结构”的问题。早在亚当·斯密的时代，发挥自然资源优势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流。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生产活动表现为无限制的扩张和膨胀，几乎所有的工业品都赚钱，也就没有必要考虑结构性问题，当然也不要关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区别，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注意到一个现象，同样的工业品，有些好卖赚钱、而有些不好卖不赚钱，这就是结构的问题。日本是最早认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国家，从八十年代开始，日本就开始把国内市场作为重点，通过有效的结构政策，构筑起了与美国、欧洲并驾齐驱的战略三角关系。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已发展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在满足国内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同时，一些行业、一些产业慢慢的出现过剩，这反映出我们国家的经济循环中的结构问题。加大内循环就是要通过持续深化改革，提升企业素质和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采取多种措施优化产业体系，逐步提升产品质量、档次和水平，使得我们国家社会经济能够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道路。

  效率和质量是发展的两个轮子，没有效率就没有发展、没有质量也没有发展。早在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工作会议就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强调扩大总需求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主要是通过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来实现。由于加大国内循环的目的同样是扩大总需求，因此，坚持效率和质量原则是保障国内大循环实现的必要条件。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传统需求政策的着力点是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即通过调动各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加各种要素、资本、资源的投入，以达到提高收入、刺激消费、鼓励投资、增加出口的目的。其核心是要把蛋糕做大、把经济总量（GDP）做上去。

  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蛋糕不可谓不大，收入提升不可谓不快。就在需求政策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我们得知，消费者开始大量涌向海外市场，通过B2B、B2C、C2C等方式大量购买海外产品。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2020年中国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市场前景及投资研究报告》的数据，2018年我国海淘用户规模突破1亿人，2019年海淘用户规模将近1.55亿人，预计2020年有望扩大至2.35亿人，消费金额将达到2800亿美元，导致国内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出现了“国际漂移”。为此，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把蛋糕做大、更要把蛋糕做好，通过质量和效率双轮驱动，提高经济结构的活力和附加价值，以实现国内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

  重生产、轻消费的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量入为出”“居安思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有着很强的内在联系；同时，在计划经济年代，由于长期物质匮乏造成的倡导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消费意识占据主流，这种“非必要不消费”的观念，不会因为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升而很快改变。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近年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人均消费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呈下降趋势。例如，从2013到2019年，全国平均消费倾向从72.2%下降到70.1%，降幅为2.1%；其中城镇居民从70.0%降为66.3%，降幅为3.7%，高于平均1.6个百分点。说明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如果收入增加，人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会慢于收入增加的速度），即边际消费递减倾向的存在。对于边际消费递减的原因，通常可以用人们节俭的天性和消费习惯来解释。

  近年，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进入到一个崭新阶段，跟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的提高，农村居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均发生了很大变化，初步实现了城乡之间在生产要素、技术资本、体制机制等方面的融合发展。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农民人均耕地少（我国人均耕地只有世界中等水准的三分之一不到），农户经营规模相对狭小，粮食和许多大宗农产品等生产费用较高（如棉花、油料等），农业生产的纯收益偏低，增加农民收入成为乡村振兴的关键。

  当前，城镇和乡村居民之间的差距大多数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管理制度上，我国长期存在的二元户籍制度，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稳定转移，成为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障碍。二是在公共服务领域，农村在养老、教育、医疗、交通、供水、供电、环境等方面仍然落后于城市，使得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受到抑制。据国家统计局资料，2020年上半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9718元，其中城市居民为12485元，农村居民为6209元，城市居民为农村的2.01倍，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滞后成为制约国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原因。

  在我国的经济稳步的增长结构中，投资和出口一直占据着较高的比例。根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2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99.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1%，其中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为57.8%，资本形成的贡献率为31.2%，出口的贡献率为11.0%。

  从实现规模来看，2019年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41.2万亿元，其中城镇商品零售额为35.1万亿元、占85.2%，而当年进出口总额为31.6万亿元（其中进口14.3万亿元，出口为17.2万亿元），相当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76.7%、城镇商品零售总额的90%，即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几乎相当。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货物进出口几乎停滞，加大了复产复工和经济内循环的难度，对我们国家的经济摆脱疫情冲击，寻找市场替代造成了巨大压力。

  根据《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的数据，截至2020年3月，中国手机网民用户规模已达到8.97亿，较上年增长7992万户。全年移动互联接入流量消费达到1220亿GB，同比增长71.6%，月户均流量（DOU）达7.82GB/户/月，为上年的1.69倍。其中，互联网短视频应用成为流量增长的主要拉动力。2019年移动用户使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应用消耗的流量占比超过了30%。未来，移动互联网新业态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由于疫情对消费习惯的改变，许多消费场景已经由线下转至线上。在疫情期间，利用网络开展的在线诊疗、网上授课、视频会议、远程办公以及云招聘、云健身等将推动形成新的消费业态。

  然而，有关部门对经济活动的监管与服务，还没能及时跟上互联网新经济新业态蒸蒸日上的需要，围绕这些新业态的产品质量标准、服务规范、纠纷处理、监管政策和法规等亟待制定和完善。为此，全方面提升数据要素的价值，建立统一数据标准规范，创新多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场景等将成为未来移动互联网发展的方向。其中，加快行业新规程研究制定（例如数据确权、定价、交易机制等），保障数据流动安全性和加强个人隐私保护等，将成为影响线上消费增长的关键。

  2020年上半年，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冲击，许多企业的微观活力受到直接影响，特别是一大批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能力受到严重挫伤。随着我们国家在疫情管控和市场恢复方面的不断好转，在确保市场占有和产品质量的前提下，通过种种财政、金融、税收等手段为企业纾困，在销售渠道拓展、流动资金保障、新产品研究开发、设备改造更新、员工技能提升等方面提供更精准、有力、持续的生产支持服务，将是实现良好国内循环的基本手段。

  广大农村作为内循环的重要市场空间，具有巨大的发展的潜在能力。据统计，2019年底，我国贫困村通宽带比例已达到99%，移动互联网在贫穷的地方的建设和普及，加快了电商扶贫的进程和效果。2019年我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程已经实现对83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全覆盖，短视频及直播带货等社交电商慢慢的变成为推动贫穷的地方农产品流通的加速器。因此，加快改善贫穷的地方乡村治理格局，繁荣乡村网络文化，推进贫穷的地方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将是促进内循环的基本任务。

  必须加强对经济内循环实践多样性和多元性的认识理解。从当前情况去看，一个明显问题是面对多样化的社会经济实践，具有创造性、开拓性的基层监管治理模式和政策比较匮乏，基层治理滞后于实践发展。因此，应积极对各种新型市场问题进行研究，主动地开展基层监管治理创新。在“放管服”政策框架下、在维持市场活力的基础上，放宽正面清单调控范围，鼓励引导电商企业等加入协会组织，以行业组织等为主导开展协同治理将是做好内循环的必要条件。

  促进经济内循环要一直扩大和释放市场扩张效应（market-expansion effect），实现生产和流通规模的效果放大。所谓市场扩张效应，是指在经济发达的高梯度地区和经济不发达的低梯度地区之间，通过建立原材料、初级产品、人才、技术、资金等方面相互衔接的互补型关系，促使经济不发达的低梯度地区得到发展的一种模式。这中间还包括扶持不发达地区的初级产品、初级产业和第三产业，以及高梯度地区税收增加和国家通过税收转移支持低梯度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等内容。这种新型投入产出关系和生产流通关系的建立扩大，将是深化内循环实践的重要方向。